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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而又在白水洋三战三捷

薪火娱乐编辑:2018/4/6 20:48:55

  近日上映的电影《荡寇风云》又将观众的视线多年前的那段岁月。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大明王朝的嘉靖年间,这一时期,发生了持续十多年(1552-1564年)的大规模“倭乱”。虽然名为“倭”乱,但时人已觉察到此时的“倭寇”除正宗日本海盗之外,“实多编户之齐民也”。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,致使“海滨人人皆贼”。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:“数千里间受其茶毒,所焚劫子女、金帛、庐舍以数万计,所杀将、吏、民以数千计,所陷城邑、卫所、乡镇以数十百计”。更有甚者,明廷从帝国四境调来的御倭兵卒纪律居然比倭寇还差,以至有“宁遇倭贼,毋遇客兵。遇倭犹可避,遇兵不得生”的说法。东南民众可谓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。

  所谓乱世出英雄,名将戚继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当他只有19岁时,曾于读兵书时于空白处无意中写下了著名诗句“封侯非我意,但愿海波平”,足见戚继光的内心,充满着保国为民的理想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七月,戚继光被调到抗倭斗争最激烈的浙江战场,受命担任参将,分守浙东三府,走上了抗倭斗争的最前哨。

  经过多年战争的实际历练,戚继光痛感当时浙江明军素质低下,难堪大用。由朱元璋创制的卫所制度在二百年后早已衰败,由于军官盘剥,士兵逃亡,浙江各卫所士兵的满员率连百分之二十也没有。并且在营士兵多为老弱病卒,长期未加训练,如何可以作战。

  为了训练出勇敢善战的士兵,戚继光首先注重选兵,兵员自愿报名,经严格挑选合格者才准召募入伍。他的标准主要是两条,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,不要城市油滑之徒,只要乡野老实之人;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质,不仅注重体质、武艺等,更要注重胆量,即勇敢。

  戚继光选中的兵源地是金华府义乌县。今天的义乌是中外驰名的小商品市场,但在明代,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与浙北杭、嘉、湖一带相垺,故而民风彪悍,械斗不断。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发生在1558年,邻县永康的盐商施文六,集众近百人来义乌县南的八宝山采银矿,遭到义乌人反对。当地大族陈大成、宋二十六等率族人赶走施文六等。永康县民又进行报复,这就引发了两县人之间的长期的血腥械斗。戚继光虽不认可械斗,然而义乌之民这般勇敢、团结之精神确使戚继光佩服,他认为若军中人人有如此精神,军必成悍军。第二年(1559年)九月,戚继光来此募兵,选成了一支以农民、矿工为主,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装组成的军队,共计三千多人。这就是后来远近驰名的“戚家军”的最初基干。

  “戚家军”的组成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。其明显特点有二:第一,强调军队组织要严密,戚继光认为,“舍节制必不能军”。这支军队实行十二人为一小队,四队为一哨,四哨为一官,四官为一总的编制体制。“戚家军”的小队既是军队时最小单位又是一种战术队形——“鸳鸯阵”。 戚继光确定的四队为一哨,四哨为一官,四官为一总这样的编制正是为了适应一头两翼一尾的战术,使头、尾、翼都成为建制单位,便于指挥与作战。其实践效果是非常显著的,这从三百年后的曾国藩组建湘军时,无论兵源选择还是军队组织其实都是师法戚继光便可见一斑。

  不过,最值得注意的是火器在“戚家军”中的大规模应用。起初一度全部装备冷兵器的“鸳鸯阵”演变为火器与冷兵器交相配备的战斗队形。原来的4名长枪手分别换成了2名鸟铳手和2名快枪手。排阵时,2名鸟铳手在前,接下来是2名快枪手,尔后才是盾牌手、狼筅(一种顶端削尖的毛竹)手和镗钯手。战斗过程中,需要冲击格斗时,前面的2名鸟铳手和2名快枪手后撤,改用长刀和长棍。整个部队在部署上,采取火器营在前,步骑营在后,作纵深梯次配置,以便在战斗中采取先火力齐射,尔后步骑兵乘机出击的战法。戚家军的车营配备佛郎机炮和鸟铣等大小火器,步营火器更是只有鸟铳,这种编制与同时期的西欧步兵和日本足轻极其类似。从15世纪末开始,西班牙人率先在军中大量装备火绳枪兵,淘汰了原来的弓箭兵和弩兵,并不断增加火绳枪兵比例,使之与长矛兵在数量上基本相当,组建了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战术编制单位——“西班牙步兵团”。每团有士兵3000人左右,分3个纵队,每纵队4个连,每连由数量相等的长矛兵和火绳枪兵组成,人数约200多人。作战时,长矛兵排成3个密集横队,纵深各为20列;火绳枪兵也排成密集的方阵,纵深不少于10列,部署在长矛兵横队的四个角。后来,随着火器性能的不断改善,部队中的长矛兵便越来越少。在这一时期,中西方战斗队形都趋于规模缩小、人员疏散化;由于当时火器性能差,难以独立战斗,故在中西方战斗队形中,冷兵器与火器手都共存一体,便战斗中能相互照应,反映了冷热兵器并用时代战斗的特点。

  实际上,“戚家军”的火器装备比例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高峰,远远超过了明中叶的18.18%,更是高于明初的10%。大体而言,火铳的配置以步军营为最,达百分之四十多,接近一半,而火炮则显然以车营为多,车兵平均超过10人多一点就配有1位。两者相加的话,戚家军的火器配备率几乎达到一半左右,与当时的西方军队比较也不逊色太多。可惜,在明亡清兴的战乱中,中国军队的火器化进程被打断了,满洲贵族虽然在攻城中极度依赖“红衣大炮”,却执意坚持“骑射为满洲之本”,直到雍正年间,清军中的火器装备比例才算勉强恢复到“戚家军”的水平,而这时的西方已经在火器化的道路上狂奔了一个半世纪之久……

  虽然“倭乱”的最终平息实际上是由于1567年,隆庆帝开放漳州月港(史称“隆庆开关”),使得沿海商民下海为“盗”的动机消弭于无形;但不可否认,在十六世纪后期,用最先进的武器与战术组建起来,又经过戚继光严格训练的“戚家军”在战场上是无敌的:首战台州花街时就斩倭308人,缴获武器650件,解救被擒男女5000余人,继而又在白水洋三战三捷,歼倭344人,擒倭首5人,收缴兵器1490件,解救被俘男女千余人,令倭寇为之胆寒。《万历野获编》甚至记载了一桩奇事,戚家军曾在山里练习射击鸟铳,山林里的群猴很快学会了鸟铳的使用方法。某日,倭寇大举入侵,戚家军仅以少数士兵出战,佯装败去,并将鸟铳丢于猴子经常出没的山中。俊寇很快追了过来。猴子们见他们服装奇特,面目凶恶,与经常看见的戚家军大不相同,纷纷举铳射击。倭寇横遭袭击,魂飞天外。这时,戚家军伏兵四起,只杀得倭寇死伤枕藉。这些朴实的义乌农民矿徒,视国如家,奋勇杀敌;转战浙闽各地,所向披靡,“民朴且勇,克偕成功”, 遂使浙、闽靖安。而统率4000余义乌兵的戚继光也因此声名远播,明廷重臣叶向高就说:“夫国家所患,南倭北虏耳,继光破倭于南,御虏于北,自正(德)嘉(嘉)以来推名将者,孰不以继光第一”。

  自戚继光召募农民矿徒从军之后,“(义)乌武勇之名甲于天下”,“戚家军”的威名远播至朝鲜。万历年间,丰臣秀吉入侵朝鲜,援朝抗倭的明军中就有称为“浙兵”的“戚家军”血脉。这支部队不但在战场发挥了巨大作用(攻克牡丹峰,收复平壤,都是浙兵第一个攻上阵地),更应朝鲜方面的要求充当了教官角色,希望按照戚继光的新式训练法来训练一支朝鲜新军。与此同时,小小的义乌县也为持续多年的抗倭战争承受了巨大的代价,以致“倭平而生还者十无二三……自嘉靖四十一年以至隆庆五年共一万五千百五一十丁,万历九年户口仅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丁,反而亏失原额”。由于习兵者多为青壮年精劳力,因此对义乌当地的生产生活产生很大影响:自募兵之后,土地荒芜,人口流徙。所以康熙年间的《义乌县志》就说:“乌民因以武勇称,而兵事之累亦自此始”,亦是令人唏嘘。